第6节(4/5)
户部和总理衙门立即提出质疑，他们还把刘铭传呈送的基隆煤矿合办章程逐条细抠，从中找出诸多毛病。其中有“可疑者三，必不可行者五”。
如，矿务主持。既然官商合办，就应官为主持，“何以一切事宜悉授权于商，官竟不能过问”？
又如，矿务总管聘用洋人。刘铭传所称各股皆系华人，为什么总管却是洋人？这里边“显有冒充影射情事”。
再如，该巡抚不奏明请旨，便即议立章程，擅行开办，“尤非寻常轻率可比”。
在向皇帝汇报时，奕劻和翁同龢都声称：“刘铭传前与英商订拟合同，办理粗率，已降旨申饬。谕令他慎选贤员，另筹办法，可他这次招商同官合办，依然是种种纰谬，大不可行。”
皇帝怒曰：“非严惩不可!”
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六月二十日，皇帝批示：“刘铭传交部议处。”并勒令其“即将现办之局赶紧停办，不准迁延回护”。
吏部接旨，认为要给予“革职处分”的重惩。不过，意见呈报上去之后，光绪帝还算手下留情，加恩改成“革职留任”。
处理决定下达后，刘铭传很不服气。他抱怨皇帝高高在上，不知下情，而户部和总理衙门则不明事理，落井下石。他复奏申辩，强调商人退办，官若另开新矿，不仅“巨款难筹”，而且“逐年亏折之费亦难为继”，希望维持原状。但报告上去后，如同石沉大海。此时，醇亲王已经病逝，而他的老上司李鸿章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也选择了沉默。刘铭传孤立无援，有志难申，一怒之下，唯有选择“乞退”。六月二十三日，即处分决定下达的第三日，他便以“目疾沉重”，请求开去巡抚本缺。
其实，早在两个月前，刘铭传就请过一次病假。那是在他被朝廷“传旨申饬”之后。朝廷给假一月，到期后他又上折子请求因病开缺。朝廷仍不准，给假三月。在这期间，他的官商合办计划再次受挫，并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。于是，假期一满，他便又一次上奏，声称病情加剧，请开缺调理；如不得请，恳请赏假，内渡就医。
朝廷看了他的报告，疑他是在斗气，心中大为不快，再次对他“传旨申饬”，不过仍赏假三月，在任内调理，毋庸开缺。
可刘铭传此时早已心灰意懒，归意已决。假期一满，他又第四次上奏请求开缺，而且语气坚定。这一次，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。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(1 891年5月5日)谕云：“刘铭传奏，病仍未愈，恳请开缺一折。福建巡抚刘铭传着准其开缺，并开去帮办海军事务差使。”
这是刘铭传最后一次辞官。表面看是由基隆煤矿而起，实则不然。自从主台以来，六年的劳苦和纷扰，加上谤书盈箧，窒碍甚多，这些早已使他心力交瘁，身心俱疲，特别是朝局的变化使他彻底失望，这才是他辞官的真正原因。台湾建省之初，清廷曾给刘铭传大力支持，并对他充分信任。加上奕譞和李鸿章的鼎力相助，刘铭传的很多想法和建议都能得以通过，包括办防、铁路、电报、邮政、学堂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在内。他还几度获得封赏：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正月，赏加太子少保衔；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正月，赏加兵部尚书衔；同年三月，以台湾巡抚帮办海军事务。当时海军衙门刚成立不久，该机构的规格很高，由奕譞为总办，李鸿章等为会办，其地位甚至高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
然而，中法战争后，李鸿章坐镇北洋，淮系势力进一步扩张，这引起了湘系和朝中其他势力的不安，于是派系之间的斗争日趋复杂。刘铭传作为淮系大员、李鸿章的亲信，自然身陷漩涡，难以撇清。刘璈被清除后，湘系势力受到打击，虽然左宗棠已去世，可曾国荃等湘系大员岂能坐视不管？加上刘铭传的新政不仅触犯了当地的利益集团和旧势力，也引起了朝中保守派的不满。各种因素形成合力，一起针对刘铭传，对他的弹劾也越来越多。
比如，有人拿他在清赋中出现的问题做文章，纠参他“任用非人，漫视民瘼”，“以致奸民、土匪乘机作乱”；彰化等地由于摊派严重，导致“一乡尽逃，台南尤胜”。还有人指责他在抚番上操之过急，措置失当，以致民心未协，不断激起番变。刘铭传开设招商局，买了两艘轮船，也被批评为赔累甚大。总之，对他的攻击无处不在。
光绪十四年(1888年)12月13日，朝廷将言官的谤书(检举信)抄转给刘铭传阅看。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警告。尽管朝廷的语气尚属平和，认为“刘铭传自简任台湾巡抚以来，办事尚为得力”，但同时又说“参折所陈，均不为无因”，要求刘铭传接受朝廷的训诫，对照问题，“平心省察，据实复奏”。
清廷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敲打他，其潜台词也显而易见，那就是：你的问题朝廷已经掌握了，你可得小心点了!
这对刘铭传来说，当然不是一个好兆头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正月，光绪皇帝亲政。围绕慈禧归政，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日渐凸显。在年轻的皇帝看来，淮系和刘铭传都是后党一派，对他颇多戒心。
这样一来，刘铭传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。最让他痛心的是，他的办防计划也遭到阻挠，无法实现。在刘铭传诸多新政中，办防始终是第一位的。因为中法战争给他太多的教训。由于海防薄弱，“一有兵争，仓皇束手”。他多次上书，呼吁清廷加大海防投入，他还希望能够为台湾建立一支海军。可是，他的这些希望均一一落空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八月，户部尚书翁同龢上书朝廷，以国库空虚、救灾需要为由，请求停购外洋枪炮、船只、械器，同时炮台建设也一律暂行停止。这道谕旨一下，刘铭传大感失望，他的海防梦也由此破灭了，不禁喟然叹息：“人方惎我，我乃自抉藩篱，亡无日矣。”
这件事对刘铭传来说打击很大。他的心彻底寒了。他不想再干了，也实在干不动了。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也是实情。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，早在与太平军作战时，他的头部就受过严重的枪伤，并患有眼病，几近目盲。赴台之后，日理万机，劳心费神，加上身染湿瘴、痢疾等多种疾病，经常手足麻木，咯血不止，寒热并增，吐泻俱作。此外，他的眼疾也进一步加重，左眼已瞎，右眼昏花，“咫尺不辨人形”。耳病也很严重，左耳已废，右耳“尚赖保全”，但却听力低下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便是“内亏外感，气血难通，补泻两穷，群医束手”。
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四月二十八日，在朝廷批准他辞官二十多天后，刘铭传乘船离开台湾返回家乡。
茫茫大海，波涛汹涌。刘铭传走了，带着一身伤病和未实现的梦想，带着一腔热血和未酬的壮志。他只身而来，孑然一身而去。临走时没有带走一物，甚至把自己的养廉银和历次因战功而获得的朝廷赏银，全部捐出，用于修建学堂，培养台湾的孩子。他最后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
刘铭传离任后，台湾新政便陷入了全面停顿。因为接任他的邵友濂不仅才学平庸，而且思想保守。他一上任便对刘铭传全盘否定，诸多革新均被一笔勾销。一时间，“新政尽废”，满目凋零。这种倒退令人痛心，它导致了台湾近代化几乎全部中断，发展也陷入停滞。特别是海防建设的中止，无疑是自毁长城。梁启超先生有诗云：“轩车一去留不得，藤蔓啼莺空复情”；“长城已坏他岂惜，雨抛锁甲苔卧枪。”其悲切、惋惜之情溢于言表。
本章尚未完结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---->>>